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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到底是2002年的哪一天，只是伴随一声巨大的轰响，这个挺立了接近30年的庞然大物——两个水泥罐其中的一个，轰然倒地。

  据说，因为采用定向爆破的技术，罐子里面装满了水，当它倒下的时候，甚至没有多大的烟尘。

  其实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，水泥罐子慢慢的开始慢慢变色，从最开始的带有些许光泽的青灰色，褪变到浅黄色。它旁边的那条专用铁路上，从巢湖方向开来的车皮也慢慢变得少了，火车汽笛的嘶鸣声，也逐渐变少也变弱了。

  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，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是下岗工人问题出现的时间节点。中央政府提出了“三年搞活国有企业”的目标，在全国，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规模的公司之外，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“关停并转”，众多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。

  汤安国并不清楚“下岗”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他的直观感受是，周边停产的企业慢慢的变多，此前被称作“主人翁”的工人，再也不能到自己的工厂上班了。

  汤安国和工友们还抱有幻想。毕竟，自己的厂子还没有倒。他们也不敢想，不到厂里来上班，自己能去哪里？

  可最终，2002年，他们与工厂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联系，被一笔数额不等的钱所量化，然后斩断：，一年700块钱。

  在此前一年，水泥制品厂集资建房，一套房78平米，按照工龄和表现打分，排定顺序，靠前的人才有参与的权利。

  可是两条标准，在工人与78平米的楼房之间，划上了一条难以逾越的“天堑”：第一，小两口必须都是合肥户口；第二，每平米要交780元的集资款。

  当时，合肥商品房的价格大约在每平米1400元左右，集资建房意味着能省了一半的钱。

  正需要一套婚房的汤安国很想参与，可是他拿不出那么多钱。即使借钱，他也难以办到——三天之内必须拿出全额集资款。

  张忍保69岁的老伴岳玉珍，之前的户口在农村老家。她拿出自己的合肥身份证，指着上面的颁发日期“2002年1月23日”，面色平静地说：“差了一年。”

  就是“差了一年”和“三天之内拿不出钱”，让像汤安国和张忍保这样的工人，与这辈子最接近自己的房子擦肩而过。

  水泥制品厂则在水泥罐底下和周围，盖了60多间平房。张忍保一家搬进了水泥罐旁边的平房，而水泥罐子底下那间永远照不进阳光的房子，则成为了汤安国的婚房。

  他们还需要交给厂里1000多块钱，说是5年的费用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他们没房子的产权。

  大概是受风了，汤安国习惯性地这样想。在他的生活经验里，这类的病是老人才得的病，而妻子才28岁。

  吃了些药，妻子的疼痛仍不见缓解，汤安国有点慌了，拉上妻子去了医院。经过一番检查，医生做出了判断：妻子的膝盖确实患上了关节炎。

  医生了解了他们的居住情况后说，不能说关节炎与居住的环境之间百分之百有关系，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可能。

  喝中药吧。夫妻俩都觉得中药效果好，不贵，尤其是他们准备要一个孩子，怕西药的副作用太大。

  花了55块钱，妻子去超市买了一个电炉子，抓来草药，在屋外的简易炉灶上熬。罐子底下的通风不好，一熬药，空气里飘散的药味儿好长时间都不消。

  一副药十多块，熬三次，吃一天。“一个星期一百多块钱。”女人的语气里带着一些心疼。

  手里没钱。汤安国琢磨赚钱的法子。他忽的发现，自己在水泥制品厂的十多年，只学会了每天按时上下班，学会了做自来水输水管道，别的似乎什么都不会。

  最后，汤安国确定了学开车跑货运的赚钱门路，原因是“自己一直对开车感兴趣”。

  花了2000多块钱，汤安国顺利考取了驾照。拿到驾照，汤安国买回一辆小货车，给人拉货。三万多的车钱，一半的钱是借的。

  明天能去哪里拉货？这是汤安国每天晚上最犯愁的事情。一直在水泥制品厂工作的他，本身认识的人就不多，可成为客户或者帮忙联络客户的人就更少了。

  勉强开了两年小货车，没关系，没有货源，开车拉货的活儿是干不下去了，不得已，汤安国把小货车卖了，开始帮别人开出租车。

  开一天车，汤安国要交给“老板”150块钱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他一天至少要拉200块钱的活儿才有赚头。

  汤安国珍惜开车的时间。11月13日这天，他是早上6点半左右才到家的，前一天晚上拉活拉到挺晚，再加上又去修车。可是睡到10点，汤安国就起来了，先是花了大约十分钟洗了一个头，然后换上出车穿的黑色皮鞋和蓝色牛仔裤，“要给客人一个好形象。”

  等汤安国收拾利索，妻子已经把早饭端上了桌。昨晚的炒辣椒、炒豆腐皮重新热了，两个菜里只有很少的肉，热过的剩米饭。

  不到十分钟，汤安国的早饭就吃完了。倒不是他吃饭有多快，而是饭盆里也就只有二两米饭。

  汤安国自己饭量小，吃得也少，体重不到一百斤。妻子则在一边说：“都是累的。”

  “黑。”汤安国用了一个字来总结五年多的“罐居”生活，“不管白天黑天，一年四季只要不开灯，屋里什么也看不见。”

  “刚结婚让妻子住这样的房子，过意不去，绝不能再让女儿住下去了，不能让她受苦。”他说。

  2008年，女儿出生，汤安国做了一个父亲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努力，从水泥罐子底下搬出来，以每月400块钱的价格，租到了一间水泥罐子旁边的平房，也就是邻居玩笑话里的“豪宅”。

  可是对光明的要求，也要向金钱低头。客厅的灯本来有八个灯管，原本有一个坏掉了，搬进来后，汤安国做的是把其余七个灯管中的六个拆掉，只保留一个。

  “电费贵，能省就省。”这个40岁的男人望着屋顶唯一亮着的灯管，神色平静。

  “不住新房子也没什么，我们这把年纪了，小平房也挺好，习惯了，还不用交钱了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费林红正坐在床沿上，环顾自己的“新家”——一间位于车棚底下的木质板房，距离水泥罐大约50米。

  2008年，水泥罐旁边的东一环拓修，包括费林红在内的十户人家在拆迁计划之内。这十户人家成为了其余人眼中的“幸运儿”。

  政府给的拆迁条件是：在原有住房面积的基础上，拆迁房增加40%，缴纳部分房款。

  拆迁房在一个叫做星海家园的小区。费林红去看过，“那地都到三环边了”。合肥的三环，意味着城市的最外围。

  3万块，对费林红一家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丈夫从水泥制品厂下岗后，没有一点技术，只能去工地做小工。这两年，他的身体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，就被亲戚介绍去看工地了，一个月赚不到1000块钱。

  可费林红一家还是成为了拆迁的“榜样”。一位“戴着眼镜”的副处长来到家里，一番动员，他们就成为了第一家同意拆迁的，被临时安置到现在的板房里。对此，他们有着朴素的“理解”：“政府也不容易。”

  1995年，她得了直肠癌，治疗花去了一大笔钱。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的积蓄，女儿的帮助，向亲属和朋友借的钱，凑够了治病的钱。

  也许是经历过生死，费林红对很多东西似乎不太在意了。她甚至对那段水泥罐阴影笼罩下的平房生活充满了怀念。

  但汤安国对包括费林红在内可以搬离水泥罐的人家，充满羡慕，甚至带有那么一点点妒忌。

  “唉。”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，“人家多幸运，房子靠着路就能拆迁了，我们得等到何时？”

  11月12日，周六，这天上午十点多，汤安国已经出车了，家里只剩下妻子和女儿。

  女儿有点感冒咳嗽。汤安国的妻子把橘子放进微波炉里，热一热，去掉凉气，然后把剥好的桔子瓣放到一个铝制小碗里，给女儿吃。

  我问她，冬天屋子里这么冷，孩子怎么办。她没有回答我，转身去了里屋，很快就出来了，手里多了半张报纸。

  她把报纸递给我。这是一张合肥当地的报纸，在一张照片上，汤安国抱着女儿，站在水泥罐下，头顶上就是巨大的漏斗状的罐底。

  “报纸也报了好多次，电视台也来过，有什么用？”她把报纸收回去，放好，接着说，“小孩这么小，一直这样住下去肯定不行，可是又能怎么办？”

  一旁的女儿并不能理解妈妈说了什么。她正捧着小碗，在黑暗中，把一片片橘子往嘴里塞。